内容提要：新冠疫情中，全国多地出现邪教组织宣扬“防疫秘诀”拉拢信众、蒙骗群众的现象。该现象反映出邪教传播的一个重要特征，即为处在困境、危难等压力、恐惧状态中的人们提供一个简单快捷、包治百病的答案。这些“防疫秘诀”看似简单，却能通过人们在面对危机或压力时容易转而寻求神秘力量支持的自然倾向、部分人长期以来形成的有神论思想、以及人类大脑在恐惧情境中可能产生不自主条件反应等认知、神经机制产生作用。对此，可通过大力弘扬科学无神论思想、培育科学精神、增强“态度免疫”、减少有害信息可得性等策略加以防范。

　　关键词：邪教传播  恐惧  科学无神论  态度免疫

　　平日里，不少人觉得邪教拉人方法神秘，认为加入邪教是“傻子遇上骗子”的事情。事实上邪教离我们并不遥远。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各种邪教组织借机冒头、滋扰生事，扰乱社会秩序，危害群众生活，一定程度上也为我们近距离观察邪教传播特点提供了契机。本文试从邪教在新冠疫情中传播的“防疫秘诀”为切入点，探讨分析邪教“简单粗糙”的宣传内容如何作用于人们的心理机制、影响人们的认知过程。

　　一、邪教的“防疫秘诀”及其特点

　　邪教借疫情传播的歪理邪说不一而足，最常见的是散播“防疫秘诀”。新冠疫情发生后，全国多地发生邪教人员在社区、广场、公交站台、超市等处拉拢信众的事件，如“法轮功”宣称预防病毒的“妙招”“灵招”是常念“九字真言”，甚至可以使人“起死回生”，“全能神”“门徒会”等开出所谓“济世药方”，称“信教可以预防新型肺炎”“只有我是你的避难所”等。这些“秘诀”表述虽有不同，却有着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非常简单易行，而且宣称效力无边。依他们的说法，只要背几句“口诀”、诵几句“经文”，什么新冠、瘟疫都是小菜一碟，根本不值一提。不止新冠疫情发生之时，在2003年非典、2008年汶川地震等灾害发生时，“法轮功”就曾宣称念“九字真言”可以驱赶病毒，“全能神”则鼓吹“这是上帝对人类的惩罚，只有信‘全能神’才能消灾避邪”。

　　这些“秘诀”“妙招”几乎如出一辙，仿佛出自同一个模板，寻常看来并无特异之处。然而，这正是邪教蒙骗信众的一个“特色”手段：为处在困境、危难等压力、恐惧状态中的人们提供一个简单快捷、包治百病的答案。德国反邪教专家赫尔穆特·埃穆特考察了科学神教等教派的特征，发现这些教派都宣称有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钥匙，只要加入他们，从夫妻问题、家庭琐事到核放射毒害、地球爆炸等问题都能迎刃而解。赫尔穆特·埃穆特提醒说，大多数邪教最初都许诺可以让人掌握惟一有效的真理，回答生活中的所有问题，在所有宣称有办法解决一切个人问题、乃至人类问题的场合，人们都要格外小心。[1]肯尼斯·帕尔加门特认为，刚加入邪教的人可能感受到这样的益处：一个简单的世界观和应该怎样的“清晰”的方向感。乍一看，这些“秘诀”确实粗制滥造，很容易让人产生“只有傻子才会相信”的感觉。然而，这些“妙招”却屡试不爽，总是不断有人被诱惑吸引，如飞蛾扑火般加入其中，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二、邪教“防疫秘诀”的心理作用机制

　　很多时候，我们认为别人的行为很不明智，认为自己绝不会做出那样的（蠢）事，是因为我们没有或无法将自己置于彼时彼境。菲利普·津巴多曾主持着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他考察卢旺达种族大屠杀、人民圣殿教制造的900多名信徒集体自杀等恶性事件后得出结论：在特定情境下，情境力量远远胜于个体力量。考察任何个人做的任何决定，都不能脱离当时的现实情境，像“新冠”疫情这样的紧张状况恰好创设了一种容易被邪教利用的情境。

　　（一）在危机或压力面前，人类有寻求神秘力量支持的自然倾向。宗教心理学认为，宗教信仰的根本心理原因是恐惧与依赖。几乎所有宗教都有关于世界末日、炼狱等描述，目的就在于唤起人们的恐惧与依赖感，从而更加顺从教派的各种教义。帕尔加门特认为，恐惧情境促使我们更接近我们的局限，或者超越我们的局限，这时宗教显得尤为重要。约翰·斯密斯描述了危机和神圣的关系，他指出，危急时刻使我们充满人的局限性和脆弱性的意识，充满超越自身的资源依赖性的意识和愿意毫无保留地奉献自己的意识。通常，我们把人们在面对超越自身局限的危机时产生的、寻求神秘力量支持的需求称为宗教需求。这些危机感或恐惧感有时来自真实的危难情境，像自然灾害、瘟疫等，有时来自对压力事件和自身应对资源的错误评估。当环境突出了人类的脆弱以及非人力可控的力量时，宗教回应便会彰显，对复杂问题的简单解决方案变得特别诱人。俗语“危卧病榻，难有无神论者”，表达的正是这种意思。只要压力足够大，那些从未考虑过的绝望选择就变得更加可行和更加有吸引力。宗教在这种情境下出现，作为一种应对危机的生活方式，有其一定积极意义，但这种特性却有可能被邪教利用。佩佩·罗德里格斯列举了容易被邪教俘虏的四个条件，其中一个就是“由于一时的反常情况，或某个长时间悬而未决的难题，正处在特别严重和痛苦的危机，引发出超越个人所能承受的焦虑和压力的时刻”。新冠疫情暴发之初，人们对于这种新发病毒的传染能力、传染途径、致病能力、致命性等都一无所知，身边、耳边又充斥着各种不断有人无端感染、快速死亡等意象，自身的脆弱和无力感凸显，恐惧感被极大唤醒，这时，邪教“适时”奉上的简单“秘诀”就可能被当作“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应对方法，像不会游泳的人掉入水中碰到的救命稻草一样紧抓不放。

　　（二）受有神论思想影响，部分人形成了将危机事件归因于超自然力量的认知模式。总体上，有神论包括泛神论、多神论和一神论。泛神论相信万物有灵，认为任何事物或现象的背后都藏着一个“精灵”，每块石头、每棵树、每座山等都有其意识和情感。多神论认为世界是由一群神威浩荡的神灵控制，每个神灵掌控着不同的领域，例如雨神掌管雨水、财神掌管钱财、死神掌管死亡，掌管“非典”“新冠”这些瘟疫的则叫瘟神。随着时间推移，某些多神论者对自己信仰的某位神灵越来越虔诚，慢慢地认为只有那位神灵是唯一的权威，相信他是宇宙的最高权柄，逐渐形成了一神论思想。然而，就像泛神论继续在多神论里延续，多神论也继续在一神论中存活，有神论思想对超自然力量的崇拜本质并未得到根本改变。正如尤瓦尔·赫拉利所说，从历史上看，一神论就像是个万花筒，承继了一神论、二元论、多神论和泛神论，收纳在同一个神圣论述之下，结果就是，基督徒大致信奉一神论的上帝，相信二元论的魔鬼，崇拜多神论的神只，还相信泛神论的鬼魂。宗教思想常常是一种契约，人类承诺崇敬神灵，神灵为其提供好处或消灾避祸，基督教《圣经·创世纪》第一章讲述的就是这样的故事，伊斯兰教“穆斯林”的字义是“顺服者”，意指要绝对服从唯一的真主，以期得到真主的疪护。然而，对于大多数普通信众而言，所谓的神学思想只是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把灾疫降临的原因归结为瘟神、撒旦，还是被触怒的上帝，终究是一件说不清道不明的事情，他们更关注的是现实中的效用，在他们面对无法独力支撑的危难时，哪位“神灵”可以及时出现，令其“得救”。邪教总是在灾疫之时冒头，甚至不惜认领“瘟神”之名，称新冠等病毒是自己施之于世，相信自己的人将获救，不相信的人则要受到惩罚，正是利用了有神论的这种“漏洞”。

　　（三）大脑对恐惧的辨别具有强制性，危机面前可能做出异于寻常的决定。大脑先焦虑，然后才思考。大脑倾向于察觉威胁，相比正面信息，它对负面信息的反应更加强烈。美国的艾伦·T·贝克、加里·埃默里等人指出，个体在面临危险情境时可能表现出各种“程序化”反应，它们比习得的或后天获得的反应更具先天性，习得的或后天获得的反应在随意控制下进行，需要更多的技能。大脑神经科学支持这种判断，研究发现，有两条分离的通路分别通向大脑杏仁核的恐惧系统，参与恐惧刺激感知的皮层和皮层下通路是相互独立的，即有意识通路和无意识通路，有机体（包括人类或非人类）对恐惧的辨别是强制性的，不依赖于意识。美国学者莱多克斯将传入杏仁核的两条感知恐惧刺激的感觉通路标记为“高速路”和“低速路”，“高速路”是从感觉感受器到感觉丘脑再到杏仁核的快速通路，它不经过大脑皮层，这种快速处理能够使我们在有时间思考我们的反应之前，就对可能的危险刺激的大概轮廓产生自主的、非意识的反应。“低速路”穿越的路径则有些远，从丘脑、皮层再到杏仁核，但是能够对刺激进行复杂的、内容丰富的处理，形成有意识的、深思熟虑的反应。日常生活中很多人有过这样的意识体验，比如站在悬空数百米的玻璃观景台，尽管理性告诉你一切安然，但在杏仁核的影响下仍然不由自主地感到恐惧。从进化的角度，“恐惧”对人类的适应性价值是显而易见的，它让我们能及时应对面临的危险，以便存活下来。但是，这种在远古自然环境下形成的适应机制在现代社会里却可能导致误判，甚至一些人会利用大脑的这种特点达到影响、操纵他人的目的。在恐惧的支配下，一些人即使理性上“感觉”邪教的“秘诀”不太正常，换在平日里他们可能对邪教的说辞不屑一顾，但当灾疫带来一种无处遁形的恐怖感时，那些简单易行、承诺满满的神秘方法却可能变成充满诱惑的选项。脑的动作先于心智的决定，显然，人们并不总是他们行为的主人。

　　三、防止邪教借疫情传播的对策建议

　　邪教的“秘诀”不能防疫，却是它们自我传播的“妙招”。针对邪教“防疫秘诀”的上述特点，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方面加以防范。

　　（一）弘扬科学无神论思想。弘扬科学无神论是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需要，也是提高全民思想素质、增强自觉防范、抵御邪教能力的需要。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科学无神论思想在人们的意识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但有神论思想并没有完全消除，尤其在灾害、疫情及生活遭遇困境、变故等危难时刻，各种有神论思想又可能死灰复燃、卷土重来。必须毫不动摇、持之以恒地宣传和弘扬科学无神论世界观，从整体上揭示有神论思想的虚无，坚定人们在危难面前以科学无神论观察世界、理解现象的决心信心，教育引导人们摆脱对超自然力量期望和依赖，不给邪教、迷信及各种有害宗教等以可乘之机。

　　（二）培育科学精神。过去，科学在人类应对各种自然灾害、解决人类生老病死等许多问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战胜过各种错误和愚昧。然而，期望科学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是不理性的，有很多问题特别是一些新发生的问题仍然或暂时还没有科学的解决方法。比如，科学帮助人类战胜了天花、水痘、小儿麻痹、破伤风、白喉等诸多疾病，但艾滋病、癌症、糖尿病，还有新冠病毒等问题依然困扰着我们。然而，这不应该成为否认或反对科学的理由。承认科学具有局限性，恰恰是科学精神的重要体现。只有那些居心不良、图谋不轨的骗子，才会信誓旦旦地说自己能治百病、解百忧。要引导人们形成科学、健康的压力应对方式，越到关键时候，越要坚持向科学要答案、要方法，用科学的思想观察问题，用科学的方法处理问题，用科学的知识解决问题。

　　（三）增强“态度免疫”。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策略。上医治未病，预防也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需要遵循特定的科学方法。宗教发展史表明，“神秘性”是各种异端、邪教及秘密宗教最具诱惑的特征之一。“邪教不是宗教”“邪教有害”等表面宣传往往收效甚微。抵制邪教洗脑，更重要的是要加大对邪教传播方式、途径等的知识普及，揭示其诱惑、欺骗人的规律、原理，使人们形成自己的价值判断，碰到类似情境时能自主管理自己的无意识，将问题“移交”大脑“慢通道”处理。心理学上把这种方法称为“打预防针”或“态度免疫”，与医学上注射疫苗预防生理疾病的原理别无二致。

　　（四）加强防控，减少有害信息可得性。坚持打防结合的策略，建立健全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邪教、迷信和伪科学等活动的防范处理机制，着力加强农村、社区等基层防控体系建设；坚持依法打击，抓早打小、露头就打，截断邪教成员之间、邪教成员与普通群众之间的沟通、传播通道，最大限度地减少有害信息的传播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