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3日，富阳区法院分别在受降村、东洲村、富春江村成立三个“微法庭”，助力两大亚运场馆建设，为亚运会顺利召开提供法律支撑；4月24日，桐庐县法院金融“微法庭”在县农商行挂牌成立，实现金融纠纷诉调无缝对接……至此，杭州已经建立1092家“微法庭”，实现村、社区、行业协会全覆盖。

　　早在去年11月，杭州法院就开始部署“微法庭”工作——在村落、社区覆盖微型法庭工作室，“不增编、不建房，一根网线一块屏”，就把法庭设到人民群众家门口，将司法服务延伸到“神经末梢”。

　　杭州市中院党组书记、院长斯金锦表示，所谓“微”字，还有着防微杜渐的涵义。“微法庭”与最基层组织紧紧联系在一起，有效分散解决纠纷、就地化解矛盾，是对社会矛盾纠纷多元治理体系的细化和深化，也是杭州法院积极参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抓手。

“家门口”的诉讼服务

　　矛盾就地化解不出村，“微法庭”的便利性在疫情防控期间被诠释得更加淋漓尽致。

　　2月初，开火锅店的小燕（化名）心急如焚，她和某餐饮公司的租赁纠纷即将在临安区法院开庭，但受疫情影响，她连出村都不方便。

　　好在小燕所在的太源村设有“微法庭”，于是承办法官指导她通过“微法庭”在线开庭。2月17日上午，庭审如期举行。承办法官在法院的审判庭内，原告代理律师在家里，小燕的丈夫作为代理人在太源村村委会，三方虽处各地，却借助互联网实现了在线庭审。

　　浙江移动微法院、“浙江ODR”(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和“庭审直播”三网合一，贯通了司法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负责统筹微法庭的杭州市中院立案一庭庭长陈辽敏说，“微法庭”形式上覆盖比较容易，但关键在于工作落到实处，“比如，我们虽然搭建了智能平台，但对不懂电脑、没有智能手机的老年人来说，参与在线诉讼的难度比较大，这个时候‘微法庭’就能解了燃眉之急。”

　　“微法庭”本质上是一个微型人民法庭，它一端系着基层群众，一端对接法院法官，同时发挥司法调解与人民调解各自优势，实现两者间的良性互动，努力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当地。考虑到每个地方社情民情均有不同，“微法庭”培养村社干部成为“法治带头人”，参与调解工作，效果显着。

　　余杭的阿水、阿乡两兄弟因拆迁赔偿款分配而反目。在余杭区法院塘栖“微法庭”里，村支书唐国标、塘栖法庭原庭长陈阿七和该村的老支书沈宝根3人，与人民调解员组成工作小组，多股力量形成合力，最终促使兄弟俩重修于好。

法治教育“云课堂”

　　3月5日下午，上城区6个街道的社区微法庭工作室里，居民正观看一场特殊的直播——上城区法院公开开庭审理首例涉防疫物资诈骗刑事案。法院依托“微法庭”，组织高校大学生、上城区6个街道50余个社区的群众、近10余万名中小学师生和家长、居民在线观看了庭审。此次直播成了全民普法“云课堂”。

　　选取典型案件，通过在线视频直播方式，组织社区居民在社区观看法院庭审直播，以案释法，这是社区“微法庭”的功能之一。

　　4月15日下午，临安区法院开庭审理区审计局原行政事业审计科科长杨某成涉嫌受贿案。法院通过全区18个镇街“微法庭”向区人大代表进行庭审直播。值得一提的是，全区人大代表还在线上对本次庭审进行“云监督”。

　　“现在在镇里就能旁听、监督庭审，更便利了。而且防疫期间，法院利用‘微法庭’直播庭审，通过网络方式主动接受人大监督，减少人员集聚，这种形式很好。”有人大代表在庭后这样说道。

从村社到行业“全覆盖”

　　“微法庭”并没有止步于村落、社区，更是将司法服务延伸于各角落、各领域。

　　近年来，富阳区物业管理行业纠纷频发，当中往往涉及较为专业的法律问题。为此，富阳区法院“微法庭”向物业管理、房地产、装饰装修等3家行业协会拓展。3月27日，富阳区法院、区住建局共同组织了区物业管理、房地产、装饰装修等3家行业协会“微法庭”揭牌仪式。

　　上城区法院在辖区所有社区“微法庭”全覆盖的基础上，打造都市版工作模式，成立海潮社区“微法庭”、和家园“微法庭”、泰隆银行“微法庭”、市消保委“微法庭”，等，将触角延伸至行业调解组织、金融机构、特色街区等。

　　余杭区法院镇街“微法庭”建设则依托区三级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规范化建设，深度融入社会矛盾纠纷“三源融合”治理并印发工作方案。该院还与区工商业联合会共同出台实施意见，正逐步推进基层商会“商事微法庭”全覆盖，为民营企业创新创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市域治理的重点在城市，杭州法院立足社区、行业、市场的特点，正在重点探索城区“微法庭”的工作模式，努力为全国市域治理摸索经验。